來源：artnet
周四，《福布斯》加入進報道創業機構對藝術市場可能造成“威脅“的主流媒體行列——這一話題就像小說裏的惡靈一樣讓我從噩夢裏驚醒。
在文章當中，作者Roger Aitken主要談論的是類似Synereo的WildSpark以及Opus（都在試用階段）這樣有著“去中心化“潛質的平台。兩者都建立在讓藝術家“免受企業構架剝削”的理念上——這是Aitken的原文。為什麼能這樣？主要是依靠建立在數據區塊概念的加密電子貨幣（cryptocurrency）上（明白點說，就是比特幣的變種），直接用其來進行數字作品的買賣和宣傳。
舉例來說，Aitken講述了WildSpark是如何“使用一種每個單位價值約為23美分、名為AMPs（目前）的電子貨幣……來對創作者進行經濟獎勵，而創作者則可以使用這種數字貨幣來購買用戶的注意力。“同樣，WildSpark和Opus都建立起之後被稱為“懸賞”的係統，用戶和“策展人“可以通過分享內容來賺錢。
基於白皮書（white paper）的解釋， 我們可以先不考慮Opus目前似乎隻對推廣電子音樂感興趣。我們也可以不考慮Aitken其實隻是一名資深的金融記者，而對於視覺藝術品市場少有涉獵。我們先關注一下一個非常明顯的問題——他對於“讚助者（patronage）“存有著明顯誤解：“19世紀，藝術讚助者是富有的公爵和貴族”——這有點過於簡單，但基本上是正確的——而“在21世紀，讚助者是中心化的企業機構“。
這種說法在音樂產業適用，但是在視覺藝術領域則顯得不那麼準確。讓這一說法成立的唯一方法是隻考慮那些由企業實體購買的藝術品，而這隻是整個藝術市場的一小部分……或者將畫廊和典型的那些網上交易平台作為“讚助者“而並非中間人。這種極端的誤解就好像是新郎將公證人當成了自己的伴侶、而並非帶著婚戒的新娘一樣。
即便我們忽略上麵的所有問題，我最大的擔心依然存在：“剝削“（profit-skimming）並非是讓新媒體藝術家舉步維艱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問題是缺少付錢的藏家。
對，我們並不存在太穩定的數字藝術市場。（不要讓我再提起Hiscox線上藝術交易報告。）但是積累一個這種類型的大規模收藏，依然怪異到足以讓一個對這個領域感興趣的人（比如德國藝術收藏家Julia Stoschek）去這樣做。
同樣，類似Sedition和Depict這樣依賴常規的貨幣進行交易的新媒體銷售平台，對於核心的藝術市場而言也是顯得人畜無害。到目前為止，其他的新媒體創業公司不是死了，就是被其他平台收購了。看看今夏GIPHY對電子展示設備生產商Electric Objects的收購和重組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所有的一切都顯示出為何數字藝術市場“去中心化“在2017年有點奇怪：和數字音樂不同，這個門類根本就沒成為過市場的核心。大部分重要的讚助人都覺得新媒體作品太過複雜、繁瑣、或者不值得在任何地方冒險投資，更不要說根本沒有像Apple Music或者Spotify這樣規模的平台了。
在我看來，加密貨幣的介入隻會讓問題變得更糟。即便是使用比特幣這種目前最為知名的電子貨幣支付，這也是很小眾的做法。如果新媒體藝術本身已經與他們的目標觀眾群體有了摩擦，那麼為什麼還有用那種很少有人了解、更不要說是使用的貨幣來進行銷售和營銷、製造更多的問題呢？
WildSpark和Opus這樣去中心化的平台也許可以培育出小型的、自我維係的藝術家、用戶、以及策展人社群。我希望他們可以做到，因為這會讓未來變得更加有趣。但，談到“打破“宏觀的藝術經濟，我覺得前途還是一片灰暗。
佇立於肯塔基州萊克星頓小鎮中的美國南部邦聯將領John Hunt Morgan紀念碑。圖片：J。 Stephen Conn，via Flickr
新自由雕像
上周末於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的新納粹騷亂過後，關於對美國邦聯時期遺留的大量紀念碑的熱議持續升溫。在諸多提出移除這些具有冒犯性的雕塑的人當中，藝評人Kriston Capps提出在這些剛剛被清空的底座上——特別是那些位於巴爾的摩、市長讓那些紀念南北戰爭南部領袖的雕塑一夜之間就和忍者一樣悄無聲息的消失了蹤跡的地方——應該放上當代藝術。
Capps將Fourth Plinth項目作為典型案例——自1999年以來，倫敦特拉法加廣場西北角的那個空閑雕塑底座上就出現了一係列定製的雕塑作品。到目前為止，參與的知名藝術家包括了Katharina Fritsch、Antony Gormley以及（目前正在展出的）David Shrigley，雕塑形式各異，既有輕鬆愉快的作品，又有觀念十足的創作。
美國南北雙方各自有著對邦聯紀念碑不同的統計，大概介於700至1000尊之間（根據我同事Ben Davis周四的深入調研文章來看，其中大部分雕像是在19世紀90年代後期佇立的）。像藝術家William Powhida最近在twitter上開涮的玩笑一樣，這個數字基本上可以包攬公共事業振興署（Works ProgressAdministration）的整個聯邦藝術項目了。
當然，除非美國共和黨領導（GOP-led）的議會背叛自己的成員——據YouGov顯示，上周的事件之後有55%的共和黨成員表示“強烈反對“移除夏洛茨維爾的羅伯特·李雕塑——這樣的建議不可能依賴於聯邦資助來實現。除了像紐約這樣財大氣粗的城市，公共藝術基金在各州各市的層麵上是很難實現的。
這就給私人領域早就了量身定製一般的真空。如果美國慈善家Agnes Gund能夠買一幅羅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的作品為Art for Justice Fund貢獻1億美元的話，那麼她激進的支持者們會不會也一樣慷慨的拿出同等麵值錢為公共事業做（而且是非常顯眼的）貢獻呢？
這對於企業機構的吸引力顯然要大於個人。我會首先同意這裏有一點關於資本主義的內在倫理問題。但是美國的統計數據證明，將你的公司與多元、包容聯係在一起要遠遠好於非恐懼和仇恨，現在如此、而且未來必然一樣，亞當·斯密會毫無意外的擁抱馬丁·路德·金。
這也是為什麼北卡羅來納的法官們會在幾個月前迫於Adidas、PayPal、以及NCAA（國家大學體育協會）等知名品牌的壓力撤銷了臭名昭著的“浴室法案“，也叫做HB2法案（House Bill 2）。這是為什麼特朗普的內閣成員在聽聞對夏洛茨維爾事件“多方”商議後，紛紛遞交辭呈的原因。
現在正進行著一場就將道德權力移交給企業而不是競選出來的官員及社團領袖的深度討論。即便不存在這樣的情況，在目前，用當代藝術來取代邦聯雕塑依然是一個理想的、左翼的假設。
但是，你可以創建出以經營理念為主導的討論底線。新自由主義經濟帶來藝術文明的同時，也帶來道德的進步，這將成為少有的案例。
塞納河水位到達近三十年最高點的時候，這些珍貴的藝術品從盧浮宮地下倉庫撤離。圖片：Geoffrey vander Hasselt/AFP/Getty Images
氣候的容忍度
最後，我同事Julia Halperin本周發表了一篇關於氣候變化給美術館藏品帶來威脅的文章。爆發的洪水、海平麵上升、以及極端的風暴似乎是最具破壞力的威脅，史密森尼非洲裔美國人曆史和文化博物館、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盧浮宮這樣的機構都已經花費大筆開銷來加強自己的防禦工程。
相應的措施包括將核心的區域（比如藝術品保存、維護、甚至展廳）從底層轉移到更高的樓麵；在關鍵區域花費巨資做防水保護；以愛荷華大學博物館為例——這家2008年起就因為洪水緊急撤離了所有藏品而無家可歸的機構——他們將館址移到了更高的地方。
不過，不那麼意外的是，我最感興趣的是這種潮流當中所蘊含的個人與社會經濟衝突。對，Halperin文章闡明了氣候保護措施並非是在博物館領域普世通行、或者簡單的措施。不過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有著文化項目建設的Paratus Group公司創立者Andy Klemmer卻放出了關於氣候觀點的炸彈：“所有人，甚至是那些否認氣候變化（觀點）的保守派董事會成員，也想要讓自己的投資免遭氣候效應的破壞。“
簡單來說，價值連城的藝術市場似乎在迫使諸多影響力巨大的藏家放棄——或者至少警惕——自己對於極端氣候條件的個人偏見，緣由隻是因為要保護那些他們捐贈給、購買自、或者支持的相關機構。
如果他們的藏品隻值幾千美元而不是價值百萬（或者更多）的話，這些人是否會做出180度的轉變呢？也許吧。
而對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我們規避風險的意願隨著我們潛在受損的規模而上升。這意味著，藝術市場的價格越高，那些讚助者就會花越多的錢來保護“他們的“博物館免遭因氣候變化而造成的破壞——即便他們之前已經對這些被科學證實了的現實嗤之以鼻。
最終，這讓普通的博物館參觀者和那些位居博物館董事會高位的投資者一樣受益……至少，我們這些屬於前一陣營的人可以保護自己不受洪澇災害，就像後者可以保護自己的捐贈品一樣。
這就是本期的內容。記住：有時候你跟著錢走，有時候錢跟著你走。
原：Tim Schneider
譯：Joe Zhu
編：Weixin Jin
